对怡和洋行的点滴回忆（纽济同）

对怡和洋行的点滴回忆（纽济同）

航运上的经营

汉口怡和洋行约设立于1880年前后，系上海英商怡和洋行的分行。行址设在今武汉关附近的沿江大道2号。它的正式名称为渣甸·马德生有限公司，简称渣甸洋行（过去汉口渣甸路的由来即本于此），怡和是它在华的行称。 管辖芜湖、九江、沙市、宜昌、万县、重庆、岳阳、长沙、益阳、常德、津市等处支行。

怡和最初以轮运为主，并组织了船头部主管其事，在船头部之下，分设有轮船（船上）、趸船、码头、堆栈四个办事处，办理有关轮运业务。在岸上建筑有码头、堆栈。在水上停泊有汉口、汉阳两艘趸船及附设浮动工具。经常往来行驶于汉申、汉长、汉宜等航线之间的有源和、昌和、吉和三艘轮船。环绕船头部服务的还有银行部（行名有利，历时数年即已收歇），办理货物信托事项。 保险部经理香港火险公司和广州水险公司水火两险。此外，还附设有茶楼，主要收购红茶，每年由上海总行派茶师来汉亲自主持，任务完毕，仍回上海（约1930年左右茶楼即告结束）。

迨至清末民初之际，怡和业务逐渐扩张，又增设了进出口部；在我国出口货物有棉花、杂粮、牛羊皮、五倍子、桐油、木油、猪鬃、矿砂等，运进我国的物质，以棉纱、匹头、呢绒、五金机械及采矿用的炸药为主，兼销车糖、啤酒等。各该部的业务，均由买办收购推销，于成交后，由买办按贸易总额提取百分之二的佣金。除洋行直接收购推销的货物以外，各部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的年营业额。

与此同时，船头部也增设了一个赔款办事处，并开辟了申宜、宜渝、汉宜等航线。客货轮亦由 原来 3艘增至下列20余艘。其中申汉线有：公和、隆和、德和、平和、联和、瑞和、吉和申宜线有：湘和、宝和，宜渝线有：新昌和、福和、庆和、嘉和；汉宜线有；江和、同和，汉长线有；昌和、明和、顺和、汉和，汉常线有；小福和、小怡和。

除上述固定班轮外，还有怡和一、怡和六两条拖驳和20余艘铁驳，分泊沿长江怡和各轮船码头，其中以汉口、上海两处停靠最多。

由于船头部是怡和主要组成部份，船头部的买办陈仙洲（广东人）亦称为总买方（陈在怡和连续担任买办达50年），每月由洋行津贴五百两银子，由陈仙洲组织买办机构（包括总买办薪奉在内），秉承洋行大班意图，指挥所属成员，替洋行服务。其中由买办直接开支的有：管理业务的副买办一人，先后历经宋俊臣、陈巨川、郑文锦、邵昌陵、陈子西等人，总账房四、五人，先后由沈方荣、倪端方等人负责，综理进出账务，并暂垫其他各部买办较大支出款项，于第二天检同有关单据，汇交洋账房税款归垫；写字间六、七人，先后由招拈、纽济同等人负责。至于由王稚山、张奎夫等人管理的栈房 100 余人，和由容祝卿管理趸船的10余人，仅业务属买办监督指挥，工资概由洋行直接开支。

船头部经理客票，最初由船上买办出售，后来改为长江轮船票局出售，最后又改派一西籍职员负负经售。所售金额，全数计入船头部入，买办不得从中取佣。轮运货物分为华商、洋商和转口三类，华商货物，全由买办账房雇员向外埠驻汉水客及本埠各大字号兜揽，买办得于运费内按百分之二取佣，据当时行里职员估计，陈仙洲平均每天约可收入一个汉秤50两的银元宝，洋商货物，行方认为系由洋行直接招来，买办只有理货义务，不得从中取佣，转口货物系由其他各埠怡和洋行运经汉口转运之货，系按航线划段计算：例如长沙怡和有100 吨客货运抵香港，它的运费，由长沙至汉口一段计入长沙站内，由汉口至上海一段计入汉口站内，由上海至香港一段计入上海站内。在计入汉口段内的运费，买办也不得从中取佣。估计船头部的货运费收入（客票不经总账房手）除洋商和转口货物不计外，平均每月约10万元左右。

怡和还通过以下手法，对我国商民进行侵害：

一、扼杀我国新兴的航运事业：我国先后组成的宁绍、三北、民生等轮船公司，在长江航行，几乎无一不遭受怡和等外商轮船公司的联合杀价排挤，即使我国轮船公司最后在广大商民的大力支持下，在航运上立定了脚根，他们还是于心未甘，又改变花招，把共同协议的运费，一再放盘，进行暗算。

二、故意截留华商客货：例如某一航线开出的轮 船 业 已 载满，而又遇到外商货主要求当班轮船运货出口时，为了照顾外商利益，船头部的负责西人往往对买办施加压力，将部份华商货物退关，让洋货先走，用以打击华商。

三、贩运烟土和军火：怡和触犯我国禁令，经常偷运烟土，但对一般华籍职工，却讳莫如深，孰知1916年恰和栈房不慎失火，事后管栈冯放卿清理库存货物时，竟无意中惊但说出："糟糕！糟糕！大批烟土都烧光了……"终于把这一秘密勾当彻底暴露；此外，总账房倪端方的侄孙倪云甫担任同和轮船买办约莫一年光景，就在汉口绍兴里起了一栋洋房，当时各部同事都很羡慕，认为在行里混个职员，还不如在船上当个茶房，做几趟"泥巴（烟土）生意，就可以发财，至于运输军火，更是胆大妄为，它们这一行为，首先得到驻汉英领的支持，利用英舰换防运汉，然后通过总买办陈仙洲秘密出售，当时陈仙洲竟因然售军火的渊源，被两湖巡阅使吴佩孚聘为高等顾问，1922年陈仙洲六十寿诞前，吴佩孚还呈请当时大总统曹锟赠给陈一块"花甲重逢"黑字匾额，借以进一步拉拢这个军火掮客为他忠实效劳。

四、草菅华人生命：除1933年怡和行驶申汉间的吉和轮由上海启碇来汉前，竟误将一个在保险房从事油漆的华工锁在房内，直至船抵汉口，打开房门才被发现闷死外，最特别的是轮船开出以后，如果遇有单身客人害了严重急性传染病或者暴死在船上，不仅不采取护送病者上岸就医和将死者报送验尸等合法手续加以处理，反而借口保障全体乘客卫生安全，利用夜深人静时把他们抛弃江心。

大班杜百里

怡和的横行霸道，突出的表现在大班杜百里身上，当时有人把他称为"汉口王"。根据怡和人事制度，各分支机构大班任职3年，期满可以联任，但联任届满后，必须调换其他工作 3年才能复任原职。杜百里就是按照这种规定，先后断续在恰和担任大班达30余年。在他任职期间的1919年，在特二区 （原俄租界，今兰陵路和黎黄陂路之间）购地1,000余方，建筑 3 层西式住宅和铺面30余栋。旋于1920年又在汉口毗连西商跑马场西北方购地99,000余方，命名怡和村。原企图逐步建成"怡和租界"，后因1927年我国收回了英租界，才打消了这一迷梦，仅先后建筑了10余栋西式楼房和1所恰和花园，其余广大地区都租给当地农民耕种收租。此外，陆续购买和新建房屋亦达数10余栋。全部房屋共达100栋以上，并组成一个产业部，由历任大班直接管理。产业部的房产主要出租牟利，租赁条件特苛；租期起码一年；租定后须预付两个月押租，房租按等论价，由每栋每月100元至180元不等。综计房地产收入，年在20万元左右。

杜百里除亲自主持怡和的经济掠夺计划外，对任 何细小剥削，也未轻易放过。例如特二区房屋应缴我国房地产税的税率原来就很低，他认为还有空可钻，又通过产业部的职员邱若谷（这人兼做律师）与当时特二区警察局长王寿山的勾搭，竟做到实际缴出税款比一般平房还低，才算满意。又如1938年当日军节节迫近武汉时，杜百里估计将来武汉沦陷后交通工具一定形成紧张，本市人民所需的燃料势必供不应求，可以利市10倍，于是派人抢购木柴数十万斤，堆积江边，囤积居奇。

由于杜百里擅长剥削掠夺，曾博得英国领事馆对他的信任，先后兼任英租界巡捕房、英国商会、英国波罗馆、西商赛马体育会、特三区等机关团体董事会的董事或董事长，和汉口市政府参议会．参议，并获得英王授予的勋位。正是这些"高官厚禄"，进一步滋长了社百里的骄横气焰，他把洋行当作官衙，凡是西籍职员，因公到大班室，既要衣冠整齐，鞠躬致敬，还要把手里的烟头丢掉，否则当面申斥。至于华籍职员，除买办大写能够和他接近外，一般员工都不能和他直接交谈。特别突出的，他为了个人安静，凡是经过怡和门前的马车不许扬鞭呵斥，汽车不许鸣喇叭，包车和自行车不许按铃铛，工人扛货不许叫号子，江汉关屋顶的关钟，在夜晚十二时以后，只许报时不许报刻。当夏令季节，行人穿木拖鞋通过怡和门首时，他也交代门卫横加干涉，甚至通知巡捕房随便押人罚款。他雇用的一个当差华工，不愿在他颐指气使下继续工作，一再向他辞职，迄未获准，有一次，这个雇工又向他口头申请回家，他佯表同意说："我今天准你辞工，现在有封要紧的信，你先替我送交巡捕房，回头再来结算工资"，这个雇工当然没有想到这其中有什么花招，等他把信送到捕房，人就被押起来了，原来这封信就是杜百里叫捕房押雇工的手条。

沦陷后的变化

怡和业务，在我国抗日战争发生前的数十年中，迄未衰落。但是武汉沦陷前不久，英商在我国长江流域的原有势力发生了动摇，大班杜百里曾要求上海怡和派来一个能说日语的小洋人，名叫瑞恩斯，在行里供职，准备应付新的局面。当国民党军队数退，日军即将进入武汉时，曾由英商安利大班马克纠合三义洋行和天祥洋行等大班以治安委员会名义乘轮前往谌家矶迎接"皇军"，杜百里也派小洋人参与其中充当翻译。当日军 进 到'武汉后，由于前汉口日商高岛洋行经理高岛与杜百里都是西商赛马会的骑师，彼此混得很熟，后来高岛回国服役海军，随同此次侵华日军来汉，杜百里等特在汉口波罗馆设宴招待，企图通过高岛与日军建立进一步的亲善关系，继续维持怡和营业。不料事与愿违。1939年怡和船头部负责收发文件电报的华籍大写蔡清渠在下班回家通过日军在怡和附近设立的木棚时，被日军便衣队抓去，当经怡和出面向日领及日军交涉，均未得到结果。与此同时，杜百里因事外出乘车通过日军岗哨时，也要接受检查。特别是1940年，有一次，杜百里回到停泊在怡和码头的轮船上过夜时，通过江边日哨没有行礼，当被日哨扭着毒打一顿，最后还是由杜西里行了个90度的鞠躬，才算了事。杜百里在武汉沦陷后不久，知道业务无法开展，便遣散了百分之七十的华籍员工（每人发给三个月工资的遣散费），尽量紧缩营业。迨至1940年他将大班职务交由出口大写爱伦担任，本人决定回国时，怡和业务已陷入全部停顿状态。

1941年太平洋战事爆发，日军接管了怡和全部财产，所有华籍员工一律解散，西籍人员则集中到亚细亚火油公司禁闭起来，旋又全部解送上海。

1943年前后，回到国内的杜百里被派到我国重庆设立怡和支行，视察业务，他又利用国民党政权当时发行美金公债的机会，将怡和所有座落汉口的房地产大量出售，换成美金公债，总数达到100万银元左右。这种交易不仅没有降低房地产产值，而且把掌握在日散手里的东西变成了美金。1945年我国抗日战事胜利后，怡和最初派来主持业务人鲍克斯，恢复了被日军解散的华籍职工的职务，并从事清理产业，第备复业。

1948年杜百里来汉，由于我国在抗日胜利后收回了内河航行权，航运事业不能恢复旧观，他一面将恰和码头、仓库以及水面浮动工具，立约租给我国民生轮船公司使用，节省开支，一面并将在重庆时出卖的房地产与各买主完成了交割手续。旋于1947年离汉回国。继任大班有斯密斯和克孛斯等人，他们鉴于所有船只不能在我国内河继续航行，就改弦更张，遵照我国内河 航运规定，与我国商人孙益祥（前重庆英商白礼洋行买办）合组安和轮船公司，将恰和原吉和轮一艘作价投资，改名安康，航行于汉申之间，终以轮船不时供应军差，而应收差费又不能及时照领，在当时通货急剧贬值的情况下，应差一次即亏损一次，因而安和的业务迄未得到顺利发展。至于其他进出口业务，虽逐渐复业，但与战前的盛况相比，还抵不上百分之一。

1949年武汉解放前数月，安和公司即已结束，其他进出口业务亦全部陷入停顿。怡和为了苟延残喘，于1951年改派华人伍维周担任大班（伍曾在美国爱迪生电泡公司工作过，并担任过汉口怡和进口部五金大写），利用伍的人事关系，完售五金机械，暂维开支。怡和于1955年彻底崩溃，结束了在我国70余年的历史。我先后在汉口怡和洋行船头部和洋楼写字间船务40余年，所知怡和情况，只是一鳞半爪，虽承叶勃、宋玉波、沈增仁、柯博安帮助回忆补充了一些史实，勉缀成篇，但挂一漏万仍所不免，除对上列同志表示感谢外，尚希熟知怡和内幕人士加 以补充订正。